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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子龍:從“喬廠長”到“改革文學”

來源:河北日報    發布時間:2019-02-09    作者:蔣子龍

作者簡介

蔣子龍,男,1941年生,河北滄縣人,天津市作協名譽主席,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。1976年,以短篇小說《機電局長的一天》引起社會強烈反響。1979年,創作并發表的短篇小說《喬廠長上任記》,被譽為開“改革文學”先河。后來陸續發表《開拓者》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《鍋碗瓢盆交響曲》《燕趙悲歌》等一系列表現工廠、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的中短篇小說。長篇小說有《蛇神》《子午流注》《人氣》《空洞》《農民帝國》等,出版有八卷本的《蔣子龍文集》,其中多部作品榮獲全國優秀短篇、中篇小說獎。2018年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授予蔣子龍改革先鋒稱號,并頒發改革先鋒獎章。

找上門來的“喬廠長”

最近常有人打問當年寫作《喬廠長上任記》的創作過程。其實很簡單,簡單到不是我找到喬廠長,是他找到了我。但小說發表后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,或許正是因為這些麻煩人們才記住了這篇小說。

《喬廠長上任記》作為小說,自然是一種虛構。任何虛構都有背景,即當時的生活環境和虛構者的心理態勢。

1978年,我還在重型機械行業一個工廠里任鍛壓車間主任,車間有3萬多平方米的廠房,1000多名員工,分水壓機、熱處理和鍛造三大工段,差不多相當于一個中型工廠,卻沒有一個工廠的諸多獨立性。我攢足了力氣真想好好干點事,而且車間的生產訂貨單積壓很多,正可大展手腳。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干事了,發現哪兒都不對勁兒,有圖紙沒材料,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,拉開架式要大干了,機器設備年久失修,到處是毛病。等把設備修好了,人又不給使喚,經歷了動蕩時期后,人還是那些人,但心氣不一樣了,說話的味道變了,對待工作的態度變了。待你磨破了嘴皮子、連哄帶勸地把人調度順了,規章制度又不給你坐勁,上邊不給你坐勁……

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“救火”,常常要晝夜連軸轉,有時連續干幾天幾夜都回不了家,身心俱疲。有一次檢查安裝質量,我從車間的24米熱處理爐上摔下來,暖風擦過我的臉,火光在身邊一閃而過,跟著就失去了知覺。如果就那樣死了,也很愜意,并沒有什么可怕的。當時處理爐下面有一堆鑄鋼的爐件,如果摔到那上面,肯定就沒有后來的“喬廠長”了,爐件旁邊是一堆裝過爐件的空稻草袋子,算我命大正掉在稻草袋子上。即便是那樣也當場就死過去了,廠衛生院的醫生救了半天沒救過來,等救護車拉著我從坐落于北倉的工廠出發,大約一刻鐘后過了北洋橋,我突然醒了,除去頭有點疼自覺沒什么大事。到總醫院檢查了一遍,果然什么事都沒有,醫生給開了幾粒止疼片,跟陪我的同事乘公交車回到工廠,繼續干活。就是這種生活的不穩定感和危機性刺激了我的精神,加深了對生活的理解。

1979年春《人民文學》編輯部派人找到我,談起1976年初我在復刊的《人民文學》第一期上發表的短篇小說《機電局長的一天》,是怎樣被定性成“壞小說”,國內文化類刊物又如何展開了對這篇小說的“圍剿”,最后又怎樣由一位副主編執筆替我寫出檢查,并公開發表……來人為這一切向我道歉,并表示如果我能諒解就再給他們寫篇小說。意思就是說我若不寫這篇小說就意味著不原諒編輯部。看來這篇小說是非寫不可了,我便用3天時間完成了《喬廠長上任記》,寫得很容易,就寫我的苦惱和理想,如果讓我當廠長會怎么干……

《喬廠長上任記》這篇小說描寫了某電機廠內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種種矛盾與阻力。后來,作品中那位大刀闊斧、銳意改革的電機廠廠長喬光樸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改革熱情,以至許多工廠掛出了“請喬廠長到我們這里來!”的大幅標語。

但是,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,改革總會觸痛一些人的神經。

“喬廠長”果然成了個人物

當時的社會環境、政治經濟形勢還處在“積重難返”的狀態,人們期盼著生活會發生某種變革,這篇小說或許正撥動了現實中某根甚為敏感的神經,所以我說“喬廠長”是不請自來,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。

當時的社會還沒有開始劇烈的變革,如果變革已經開始了,誰還會對這篇小說那么感興趣?當時人們的精神敏感而緊張,思想上還有許多禁錮,最明顯的是“兩個凡是”。就因為喬光樸身上傳導了某種渴望變革的信息,才讓人感到驚奇……

沒有經歷過那種精神恐懼的人,不可能以現在開放自由的心境去揣度那個年代,或者用現成的套話去套那個年代。“喬廠長”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產物。但他也是一個作家血液里的東西,是我命運里的東西,是不可以游戲的。“喬廠長”構成了我的命運,也改變了我的命運,甚至影響了其他人的命運。

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代管理學,也不懂何謂管理,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,根據這點體會設計了“喬廠長管理模式”,想不到引起了社會上的興趣,許多人根據自己的體會來理解喬廠長,并參與創造和完善這個人物。

首先參與進來的是企業界,西北一家大型石化公司,內部管理相當混亂,其中一個原因是上級主管部門一位主要領導的親戚,在公司里橫行霸道,群眾意見很大。某一天清晨,公司經理走進自己的辦公室,發現面前攤著當年第七期《人民文學》,已經給他翻到了《喬廠長上任記》開篇的那一頁,上面壓著紙條提醒他讀一讀此文。

他讀后召開全公司大會,在會上宣布了整頓公司的決定,包括開除那位頂頭上司的親戚,并舉著1979年第7期《人民文學》說:“我這樣做是有根據的,這本雜志是上面辦的,這本雜志上的文章應該也代表上面的精神!”我看到這些報道時幾乎被嚇出一身冷汗,以后這篇小說果然給我惹了大麻煩。《讀書》雜志發表了魯和光先生的文章,我記得文中有這樣的話,他接觸過許多工廠的廠長都知道喬光樸,有些廠長甚至當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在研究,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,最后簡直無法工作下去,有的甚至被撤職……

其實,我真覺得對不起人家,罪莫大焉。但《喬廠長上任記》帶給我的也有喜劇。東北一位護士給我來信講,她父親是一個單位的領導,性格剛強,辦事雷厲風行,本來干得有聲有色,卻因小人告狀,上級偏聽偏信就把他給“掛”了起來。他一口惡氣出不來便把自己鎖在屋里,兩天兩夜不出門也不吃不喝。有人出主意,從門底下塞進《喬廠長上任記》讓他讀,讀后他果然開門出來了,還說“豁然開朗”。我也一直沒想明白,他遇到的都是現實問題,讀了我的小說又如何“豁然開朗”呢?

當時天津市容納聽眾最多的報告廳是第一工人文化宮大劇場,有關部門請來一位上海成功的企業家作報告,但入場券上赫然印著“上海的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”。天津有位知名的企業家不干了,先是找到主辦方交涉,理由是你們請誰來作報告都沒關系,叫“傳經送寶”也行,但不能打喬廠長的旗號,這個稱號只屬于他。他不是憑空亂說,還隨身帶著一張北京的大報,以大半版的篇幅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跡,通欄的大標題就是《歡迎“喬廠長”上任》。主辦方就告訴他,人家報告者在上海也被稱作“喬廠長”,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經發下去了,無法更改。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,讓我寫文章為他正名,并且只承認他才是真正的“喬廠長”,其他打“喬廠長”旗號者都是冒牌貨。記得我當時很感動,對他說你肯定是真的,因為你是大活人嘛!連我寫的那個“喬廠長”都是虛構的,虛構的就是假的,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。

有這么多處于不同階層的人結成聯盟,反對或喜歡一篇小說,“喬廠長”果然成了個人物。無論當時的現實是歡迎他、討厭他,甚或是懼怕這個家伙,卻都是對這個人物的再創造。因此“喬廠長”也可以說是集體創作,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成全他應運而生。我不過是扮演了產婆或助產士的角色。我的虛構可能撥動了現實中某根甚為敏感的神經,但我并不想觸犯什么禁區,只想講述一種真實。文學虛構的本質就是為了更真實。赫魯曉夫有句名言:“作家是一種炮兵。”喬廠長這一“炮”或許打中了生活的某個穴位,卻也差點把自己給炸掉。

寫作不是好職業,卻是一種生命線,是精神的動力。既然成了寫作的人,不寫作生命就會變得蒼白無力。創作是一種欲望,要滿足創作欲自然得付出代價。偏偏文學這種東西又只會熱,不會冷,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個討厭的求婚者,自以為已經肝腦涂地,卻常被懷疑不忠;本來想藉寫作實現自己,沒想到反而使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不同的人。個人的靈魂走進小說的人物中去,筆下的人物滲透進自己的靈魂中來,個人生活和小說混為一團,分不開哪是自己寫的小說,哪是自己真實的生活,你分得開別人也不想分開,硬要把你的小說套在你這個人的身上。到底是享受文學,還是文學在消費自己?生活的本質,就是不讓所有人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所有東西。

經歷了這種種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驗,包括自我沖突,仍有責任感,連我自己都覺得是一種生命的奇跡。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,就證明有著特殊的生命潛力。

“改革文學”不能脫離現實生活

趕上這樣一個社會的大變革期,現實催趕著你不多看不行,不多想不行,靈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蛻皮。就像蛇一樣,不蛻皮長不大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當代文學乃至每個人的生活都跟這場改革綁在了一起,波瀾起伏,豐富而充實。

寫作自然也是有感而發,我的文學觀以關注現實作為一種責任。有責任,才會觀察,才會有自己的感受,創作至少會有真誠,不至流于空泛和浮躁。注視著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,還會逼迫作家去讀好多東西,研究許多現象,文字也會充實。不管是否真地能寫出有價值的東西,作家存在的意義,至少是應該追求有意義的寫作。

比如我在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中,是要向讀者展示一種歷史變革要求和發展趨勢的不可逆轉性;而在《鍋碗瓢盆交響曲》中,則從廣闊得多的社會背景上,反映了新時期改革潮流所帶給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刻影響……其實我至今也搞不清楚“改革文學”的概念,作家是不可能按照“改革”的定義去創作文學作品的。而只有當“改革”實際上成為人民群眾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主題時,正在劇烈地搖蕩與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時,才能讓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創作之火,把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實的生活旋律之中。

從《喬廠長上任記》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到《人氣》,沒有風格的時候我努力追求風格,但是有了風格以后會發覺風格會把你框住。于是我一直在轉換路數,想突破自己。比如我當時就創造過兩種“文學模式”:一種是“喬廠長模式”,一段時間以來各種喬廠長式的人物出了不少,我自己卻盡量不再寫這類的人物;另一種是“劉思佳——玩世不恭型的人物模式”,曾有一段時間這樣的年輕人很多,甚至有些部隊題材的小說,年輕軍官也弄成這樣的性格。長篇小說《蛇神》已經將作品重點由對事件的描寫轉向對個人性格的刻畫,這以后創作的《尋父大流水》《子午流注》和“饑餓綜合癥”系列等作品,我的創作風格開始發生轉變,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“主動進攻型”的強者轉向“被動承受型”的小人物,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,我作品中的人物少了那種意氣風發,卻多了對命運的無奈感。

此時,我對社會問題思索較從前變得更為深刻,我只想自由地在小說中表達自己對人與事的思考,不再去考慮什么風格。如《人氣》寫天津棚戶區拆遷,人搬走后,窗戶卸了,門拆了,房子就不像房子了。我想表達的就是房子是用來保護人的,可房子本身又是需要人住進去來保護的。再如《空洞》,是根據一樁活燒肺結核病人的真實報道寫的,其中表達的就是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注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為讀者展示出故事之外的思想。

這些年,我經常回河北滄州的農村老家,那里有我童年的伙伴,還有一些同輩和侄孫輩的人。我對農村的情感很深,我認為,是農村在我的童年養育了我的性情,甚至決定了我的一生。

實話實說,在城市生活了半個多世紀,我一直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。為了寫長篇小說《農民帝國》,我經常往農村跑,廣東的、河南的、山東的,還有天津周邊的農村都去過。我到農村去,都是走單幫式的,最長的是幾個月。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是誰,就知道來了個老頭,或者來了個親戚,他要在這兒生活一段時間。我從來沒拿過公家的介紹信,那樣不行,當你變成了采訪的人,聽到的套話就多了。我下農村是盡量將自己變成一個農村人,這就跟我童年的經歷連接起來了。生活在城市里,我的語言結構、氛圍、形態都還是城市的。可我一回到村子,幾天之后,我說話的腔調,和農村打交道的方式,一切都入鄉隨俗了。

其實,不管寫什么,工業題材也好,農村題材也好,城市題材也好,也不管怎么寫,浪漫地寫也好,現實地寫也好,魔幻地寫也好,唯一能告慰讀者的,只有真實,即便是虛構的故事,里面也必須有真實的世界。

我的文學觀念,始終定位在“真實”兩個字上:真實的世界,真實的困難,真實的人物,真實的感情……盡管真實并不總是討人喜歡,但人們卻無法逃避它,只能正視它,聆聽它的指引。我相信,任何讀者的心,都能夠向真實洞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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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子龍:從“喬廠長”到“改革文學”

2019-02-09 16-34-58

作者簡介

蔣子龍,男,1941年生,河北滄縣人,天津市作協名譽主席,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。1976年,以短篇小說《機電局長的一天》引起社會強烈反響。1979年,創作并發表的短篇小說《喬廠長上任記》,被譽為開“改革文學”先河。后來陸續發表《開拓者》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《鍋碗瓢盆交響曲》《燕趙悲歌》等一系列表現工廠、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的中短篇小說。長篇小說有《蛇神》《子午流注》《人氣》《空洞》《農民帝國》等,出版有八卷本的《蔣子龍文集》,其中多部作品榮獲全國優秀短篇、中篇小說獎。2018年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授予蔣子龍改革先鋒稱號,并頒發改革先鋒獎章。

找上門來的“喬廠長”

最近常有人打問當年寫作《喬廠長上任記》的創作過程。其實很簡單,簡單到不是我找到喬廠長,是他找到了我。但小說發表后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,或許正是因為這些麻煩人們才記住了這篇小說。

《喬廠長上任記》作為小說,自然是一種虛構。任何虛構都有背景,即當時的生活環境和虛構者的心理態勢。

1978年,我還在重型機械行業一個工廠里任鍛壓車間主任,車間有3萬多平方米的廠房,1000多名員工,分水壓機、熱處理和鍛造三大工段,差不多相當于一個中型工廠,卻沒有一個工廠的諸多獨立性。我攢足了力氣真想好好干點事,而且車間的生產訂貨單積壓很多,正可大展手腳。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干事了,發現哪兒都不對勁兒,有圖紙沒材料,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,拉開架式要大干了,機器設備年久失修,到處是毛病。等把設備修好了,人又不給使喚,經歷了動蕩時期后,人還是那些人,但心氣不一樣了,說話的味道變了,對待工作的態度變了。待你磨破了嘴皮子、連哄帶勸地把人調度順了,規章制度又不給你坐勁,上邊不給你坐勁……

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“救火”,常常要晝夜連軸轉,有時連續干幾天幾夜都回不了家,身心俱疲。有一次檢查安裝質量,我從車間的24米熱處理爐上摔下來,暖風擦過我的臉,火光在身邊一閃而過,跟著就失去了知覺。如果就那樣死了,也很愜意,并沒有什么可怕的。當時處理爐下面有一堆鑄鋼的爐件,如果摔到那上面,肯定就沒有后來的“喬廠長”了,爐件旁邊是一堆裝過爐件的空稻草袋子,算我命大正掉在稻草袋子上。即便是那樣也當場就死過去了,廠衛生院的醫生救了半天沒救過來,等救護車拉著我從坐落于北倉的工廠出發,大約一刻鐘后過了北洋橋,我突然醒了,除去頭有點疼自覺沒什么大事。到總醫院檢查了一遍,果然什么事都沒有,醫生給開了幾粒止疼片,跟陪我的同事乘公交車回到工廠,繼續干活。就是這種生活的不穩定感和危機性刺激了我的精神,加深了對生活的理解。

1979年春《人民文學》編輯部派人找到我,談起1976年初我在復刊的《人民文學》第一期上發表的短篇小說《機電局長的一天》,是怎樣被定性成“壞小說”,國內文化類刊物又如何展開了對這篇小說的“圍剿”,最后又怎樣由一位副主編執筆替我寫出檢查,并公開發表……來人為這一切向我道歉,并表示如果我能諒解就再給他們寫篇小說。意思就是說我若不寫這篇小說就意味著不原諒編輯部。看來這篇小說是非寫不可了,我便用3天時間完成了《喬廠長上任記》,寫得很容易,就寫我的苦惱和理想,如果讓我當廠長會怎么干……

《喬廠長上任記》這篇小說描寫了某電機廠內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種種矛盾與阻力。后來,作品中那位大刀闊斧、銳意改革的電機廠廠長喬光樸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改革熱情,以至許多工廠掛出了“請喬廠長到我們這里來!”的大幅標語。

但是,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,改革總會觸痛一些人的神經。

“喬廠長”果然成了個人物

當時的社會環境、政治經濟形勢還處在“積重難返”的狀態,人們期盼著生活會發生某種變革,這篇小說或許正撥動了現實中某根甚為敏感的神經,所以我說“喬廠長”是不請自來,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。

當時的社會還沒有開始劇烈的變革,如果變革已經開始了,誰還會對這篇小說那么感興趣?當時人們的精神敏感而緊張,思想上還有許多禁錮,最明顯的是“兩個凡是”。就因為喬光樸身上傳導了某種渴望變革的信息,才讓人感到驚奇……

沒有經歷過那種精神恐懼的人,不可能以現在開放自由的心境去揣度那個年代,或者用現成的套話去套那個年代。“喬廠長”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產物。但他也是一個作家血液里的東西,是我命運里的東西,是不可以游戲的。“喬廠長”構成了我的命運,也改變了我的命運,甚至影響了其他人的命運。

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代管理學,也不懂何謂管理,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,根據這點體會設計了“喬廠長管理模式”,想不到引起了社會上的興趣,許多人根據自己的體會來理解喬廠長,并參與創造和完善這個人物。

首先參與進來的是企業界,西北一家大型石化公司,內部管理相當混亂,其中一個原因是上級主管部門一位主要領導的親戚,在公司里橫行霸道,群眾意見很大。某一天清晨,公司經理走進自己的辦公室,發現面前攤著當年第七期《人民文學》,已經給他翻到了《喬廠長上任記》開篇的那一頁,上面壓著紙條提醒他讀一讀此文。

他讀后召開全公司大會,在會上宣布了整頓公司的決定,包括開除那位頂頭上司的親戚,并舉著1979年第7期《人民文學》說:“我這樣做是有根據的,這本雜志是上面辦的,這本雜志上的文章應該也代表上面的精神!”我看到這些報道時幾乎被嚇出一身冷汗,以后這篇小說果然給我惹了大麻煩。《讀書》雜志發表了魯和光先生的文章,我記得文中有這樣的話,他接觸過許多工廠的廠長都知道喬光樸,有些廠長甚至當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在研究,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,最后簡直無法工作下去,有的甚至被撤職……

其實,我真覺得對不起人家,罪莫大焉。但《喬廠長上任記》帶給我的也有喜劇。東北一位護士給我來信講,她父親是一個單位的領導,性格剛強,辦事雷厲風行,本來干得有聲有色,卻因小人告狀,上級偏聽偏信就把他給“掛”了起來。他一口惡氣出不來便把自己鎖在屋里,兩天兩夜不出門也不吃不喝。有人出主意,從門底下塞進《喬廠長上任記》讓他讀,讀后他果然開門出來了,還說“豁然開朗”。我也一直沒想明白,他遇到的都是現實問題,讀了我的小說又如何“豁然開朗”呢?

當時天津市容納聽眾最多的報告廳是第一工人文化宮大劇場,有關部門請來一位上海成功的企業家作報告,但入場券上赫然印著“上海的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”。天津有位知名的企業家不干了,先是找到主辦方交涉,理由是你們請誰來作報告都沒關系,叫“傳經送寶”也行,但不能打喬廠長的旗號,這個稱號只屬于他。他不是憑空亂說,還隨身帶著一張北京的大報,以大半版的篇幅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跡,通欄的大標題就是《歡迎“喬廠長”上任》。主辦方就告訴他,人家報告者在上海也被稱作“喬廠長”,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經發下去了,無法更改。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,讓我寫文章為他正名,并且只承認他才是真正的“喬廠長”,其他打“喬廠長”旗號者都是冒牌貨。記得我當時很感動,對他說你肯定是真的,因為你是大活人嘛!連我寫的那個“喬廠長”都是虛構的,虛構的就是假的,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。

有這么多處于不同階層的人結成聯盟,反對或喜歡一篇小說,“喬廠長”果然成了個人物。無論當時的現實是歡迎他、討厭他,甚或是懼怕這個家伙,卻都是對這個人物的再創造。因此“喬廠長”也可以說是集體創作,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成全他應運而生。我不過是扮演了產婆或助產士的角色。我的虛構可能撥動了現實中某根甚為敏感的神經,但我并不想觸犯什么禁區,只想講述一種真實。文學虛構的本質就是為了更真實。赫魯曉夫有句名言:“作家是一種炮兵。”喬廠長這一“炮”或許打中了生活的某個穴位,卻也差點把自己給炸掉。

寫作不是好職業,卻是一種生命線,是精神的動力。既然成了寫作的人,不寫作生命就會變得蒼白無力。創作是一種欲望,要滿足創作欲自然得付出代價。偏偏文學這種東西又只會熱,不會冷,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個討厭的求婚者,自以為已經肝腦涂地,卻常被懷疑不忠;本來想藉寫作實現自己,沒想到反而使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不同的人。個人的靈魂走進小說的人物中去,筆下的人物滲透進自己的靈魂中來,個人生活和小說混為一團,分不開哪是自己寫的小說,哪是自己真實的生活,你分得開別人也不想分開,硬要把你的小說套在你這個人的身上。到底是享受文學,還是文學在消費自己?生活的本質,就是不讓所有人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所有東西。

經歷了這種種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驗,包括自我沖突,仍有責任感,連我自己都覺得是一種生命的奇跡。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,就證明有著特殊的生命潛力。

“改革文學”不能脫離現實生活

趕上這樣一個社會的大變革期,現實催趕著你不多看不行,不多想不行,靈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蛻皮。就像蛇一樣,不蛻皮長不大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當代文學乃至每個人的生活都跟這場改革綁在了一起,波瀾起伏,豐富而充實。

寫作自然也是有感而發,我的文學觀以關注現實作為一種責任。有責任,才會觀察,才會有自己的感受,創作至少會有真誠,不至流于空泛和浮躁。注視著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,還會逼迫作家去讀好多東西,研究許多現象,文字也會充實。不管是否真地能寫出有價值的東西,作家存在的意義,至少是應該追求有意義的寫作。

比如我在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中,是要向讀者展示一種歷史變革要求和發展趨勢的不可逆轉性;而在《鍋碗瓢盆交響曲》中,則從廣闊得多的社會背景上,反映了新時期改革潮流所帶給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刻影響……其實我至今也搞不清楚“改革文學”的概念,作家是不可能按照“改革”的定義去創作文學作品的。而只有當“改革”實際上成為人民群眾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主題時,正在劇烈地搖蕩與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時,才能讓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創作之火,把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實的生活旋律之中。

從《喬廠長上任記》《赤橙黃綠青藍紫》到《人氣》,沒有風格的時候我努力追求風格,但是有了風格以后會發覺風格會把你框住。于是我一直在轉換路數,想突破自己。比如我當時就創造過兩種“文學模式”:一種是“喬廠長模式”,一段時間以來各種喬廠長式的人物出了不少,我自己卻盡量不再寫這類的人物;另一種是“劉思佳——玩世不恭型的人物模式”,曾有一段時間這樣的年輕人很多,甚至有些部隊題材的小說,年輕軍官也弄成這樣的性格。長篇小說《蛇神》已經將作品重點由對事件的描寫轉向對個人性格的刻畫,這以后創作的《尋父大流水》《子午流注》和“饑餓綜合癥”系列等作品,我的創作風格開始發生轉變,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“主動進攻型”的強者轉向“被動承受型”的小人物,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,我作品中的人物少了那種意氣風發,卻多了對命運的無奈感。

此時,我對社會問題思索較從前變得更為深刻,我只想自由地在小說中表達自己對人與事的思考,不再去考慮什么風格。如《人氣》寫天津棚戶區拆遷,人搬走后,窗戶卸了,門拆了,房子就不像房子了。我想表達的就是房子是用來保護人的,可房子本身又是需要人住進去來保護的。再如《空洞》,是根據一樁活燒肺結核病人的真實報道寫的,其中表達的就是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注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為讀者展示出故事之外的思想。

這些年,我經常回河北滄州的農村老家,那里有我童年的伙伴,還有一些同輩和侄孫輩的人。我對農村的情感很深,我認為,是農村在我的童年養育了我的性情,甚至決定了我的一生。

實話實說,在城市生活了半個多世紀,我一直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。為了寫長篇小說《農民帝國》,我經常往農村跑,廣東的、河南的、山東的,還有天津周邊的農村都去過。我到農村去,都是走單幫式的,最長的是幾個月。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是誰,就知道來了個老頭,或者來了個親戚,他要在這兒生活一段時間。我從來沒拿過公家的介紹信,那樣不行,當你變成了采訪的人,聽到的套話就多了。我下農村是盡量將自己變成一個農村人,這就跟我童年的經歷連接起來了。生活在城市里,我的語言結構、氛圍、形態都還是城市的。可我一回到村子,幾天之后,我說話的腔調,和農村打交道的方式,一切都入鄉隨俗了。

其實,不管寫什么,工業題材也好,農村題材也好,城市題材也好,也不管怎么寫,浪漫地寫也好,現實地寫也好,魔幻地寫也好,唯一能告慰讀者的,只有真實,即便是虛構的故事,里面也必須有真實的世界。

我的文學觀念,始終定位在“真實”兩個字上:真實的世界,真實的困難,真實的人物,真實的感情……盡管真實并不總是討人喜歡,但人們卻無法逃避它,只能正視它,聆聽它的指引。我相信,任何讀者的心,都能夠向真實洞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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