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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詩學與靜水深流的寫作——2015年湖北詩歌綜述

來源:《長江叢刊》(評論版)      發布時間:2016-06-13    作者:劉波

  我曾在一篇關于新世紀湖北詩歌的文章里提到過,湖北詩歌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的位置不容忽視,不管是詩歌潮流,還是詩歌團體,在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其鮮明的印跡。新世紀以來,湖北詩壇更是呈現出多元豐富的創作態勢,尤其是在詩歌陣容上的相對整齊,可能是很多省份都無法比擬的。當然,這與湖北自新時期以來所形成的良好的詩歌傳統有關,也和老中青三代詩人們的努力求索分不開。2015年的湖北詩壇,同樣有著異彩紛呈的局面,雖然不免泥沙俱下,但沉下來的詩人們,都寫出了自己的水準和風度。我的一個整體觀感就是,湖北詩人們普遍在向內轉,寫人生之詩,于靜水深流中試圖讓自己的寫作走得更深更廣,也更具力量感。非常重要的是,這種沉潛的精神在很多詩人那里已經形成了一種自覺,這可能正是他們持續性寫作的前提,也是其持守理想主義精神的保證。

  在2015年的荊楚大地上,突然出現了一位詩人,引起了無數國人的關注,一度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不斷,她就是余秀華。這位女詩人盡管此前被冠以農民、腦癱等標簽,但她有著自己特殊的稟賦——寫詩,而這才是根本。當然,余秀華在2015年的被發現,現在看來并不是一個偶然,她的詩歌才華早已在其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現,只不過,在這樣一個全媒體時代,她才獲得了脫穎而出的契機。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,余秀華的出現對于湖北詩壇來說都應該是一件好事,她至少以詩歌這種“無用”的形式,為我們浮躁和喧囂的時代樹立了一根精神的標桿。我們且不提那首廣為傳誦的標題黨詩作《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》,她在2015年幾乎同時出版的兩本詩集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與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,最為真切地展現了她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,這兩方面是互為補充的:在日常生活中無法獲得的,她在詩歌的世界中得到了彌補,或許對于余秀華來說,這就是一種身體與精神的平衡。

  除了一首《我養的狗,叫小巫》,余秀華寫出了內心的酸楚和疼痛,還有一首她自己非常看重的作品——《我愛你》,這不是愛情詩,但勝似愛情詩。“巴巴地活著,每天打水,煮飯,按時吃藥/陽光好的時候就把自己放進去,像放一塊陳皮/茶葉輪換著喝:菊花,茉莉,玫瑰,檸檬/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帶/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內心的雪/它們過于潔白過于接近春天//在干凈的院子里讀你的詩歌。這人間情事/恍惚如突然飛過的麻雀兒/而光陰皎潔。我不適宜肝腸寸斷/如果給你寄一本書,我不會寄給你詩歌/我要給你一本關于植物,關于莊稼的/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//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/春天”。這是余秀華寫給自己的安慰,它屬于2015年的詩情畫意:一個在世俗的寒冷與擠壓中生存的底層歌者,終于迎來了她的春天。這個春天才剛剛開始,這也許是她人生的又一個起點,從詩歌出發,重新領受這人世間的愛與燦爛。

  2015年,余秀華遭遇了傳統媒體與網絡新媒體的“狂轟濫炸”,但她承受住了,且保持了異常的清醒。她一度也可能為盛名所累,雖然喜悅來得太突然,但她曾經的積累與付出,以及這兩年近乎井噴的釋放,配得上她的詩歌天賦。她寫了不少被口耳相傳的作品,有的甚至為她帶來了“中國的艾米莉·狄金森”的聲譽,她卻說,“詩歌是什么呢,我不知道,也說不出來,不過是情緒在跳躍,或沉潛。不過是當心靈發出呼喚的時候,它以赤子的姿勢到來,不過是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在搖搖晃晃的人間走動的時候,它充當了一根拐杖。”在光環面前,她足夠誠實,也足夠坦率。我相信,她不是因為謙遜才說出此言,這是她最真實的想法。“于我而言,只有在寫詩歌的時候,我才是完整的,安靜的,快樂的。”詩歌不僅是她日常生活的助手,更是她精神行走的拐杖。我認為,有了詩歌的陪伴,余秀華的行走會更有底氣。她在詩歌寫作上的自覺,就是她的立場,她的方向,也是她在2015年給自己和讀者的一個交待。

  余秀華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榜樣的同時,也同樣在側面引領這個時代的某種文學風潮。如果余秀華是2015年中國文化的一個關鍵詞,那么,我們從她身上會發現什么?她不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勵志典型,其個人經驗也無法復制,她只是以自己的詩歌征服了更多的讀者。無論我們是出于同情和憐憫,還是基于對她詩歌本身的喜歡,我相信,讀她的文字會讓人產生人性審美上的共鳴之感,真實,凄苦,破碎,但堅韌,有力。這可能是她在詩歌內外給我們帶來的啟示。她激活了自我,并創造了奇跡,但她仍然還在發力,也許我們不久就會看到她的新作,那可能將是另一番意趣和美感。這也是2015年湖北詩壇繞不過余秀華的原因。觀其人與詩,可以從各個方面折射出我們當下對待文學的態度,不排除有一些追風潮的外在因素,很多讀者還是理性的,有自己的標準的,如同余秀華的詩歌一樣,是以真誠來換取彼此的信任和尊重。

  如果說余秀華是2015年湖北文學界的熱點話題,那么,當我們將目光從焦點拉回到平靜的詩歌現場時會發現,很多寫了幾十年的詩人,他們的堅守在這個時代非常難能可貴。尤其是他們低調的寫作姿態,專注于詩歌的韌性,同樣也為2015年的湖北詩歌增添了更內在的風景。

  與過去相比,2015年對于詩人張執浩來說,可能并沒有多么大的不同。他仍然在持之以恒地寫他的詩,他看似在做減法,希望把詩寫得舉重若輕,這也是他不斷地向日常生活尋求詩意的原因。他已經寫出了自己的風格,也架構起了獨特的詩歌言說體系,目擊成詩,脫口而出,他在以“看見”的方式向那些偉大的古典詩人致敬,因為他們曾試圖靠近那樣一種境界。2015年,他相繼在《詩潮》《揚子江詩刊》《作家》《詩刊》等期刊上發表的詩作,最能代表詩人在這些年的詩歌探索,而《從看見到說出》(《詩潮》2015年第1期)這篇創作談,又是他在寫作上的一次帶有個人思考的理論總結。張執浩可能已經寫得足夠好了,但從他對自我的要求來看,仍然還在未完成的途中。因此,他在將詩歌之淵繼續挖深,直到另一種詩意水落石出。

  詩人們的發力,并不是一定要尋求鮮花和掌聲,他們的精彩,其實是在詞語的內部,只有回到事物的內部,所有的神秘、質感與可能性才會被激活出來。湖北詩人大都不會玩形式花樣,他們的特立獨行更多還是表現在語言與思想的先鋒性上,向日常經驗尋求出路,這樣往往能寫出易被我們所忽略的莊嚴性和命運感。2015年的湖北詩壇,幾位寫詩多年卻又一直沉潛的詩人,似乎跟約好了似的,同時拿出了自己的佳作。劍男,這位寫作學教授,雖然之前也出版過詩集,但一直很低調,幾乎很少在刊物上發表詩歌,寫完了放到博客上或抽屜里,等待有朝一日自己和讀者來認領。他在2015年寫下的《我從不說孤獨》《遷徙》《一個人走夜路》《大雪封山》等詩,都源于現實,但沒有拘泥于現實,那種隱隱的超越感,讓他的沉默達到了“此時無聲勝有聲”之境界。由此可以看出,劍男是一位真正找到了方向的詩人,他知道自己在寫什么,要寫到什么高度,這種明晰的要求,恰恰是他這些年在發揮才華的基礎上努力所得。他讓平靜有了起伏,也讓孤獨有了回聲,這才是詩對于自我與時代之關系的見證。而余笑忠,同樣寫詩多年而不斷往下沉潛,終于在2015年迎來了他詩歌生涯的一次回報——獲得了十月詩歌獎。他在《長江文藝》《四川文學》《詩歌月刊》上發表的幾組詩作,當能代表他的水準和高度。他不僅僅是在處理表層的語言問題,而是在解決人生困惑和靈魂難題,那些或平淡或起伏的訴說,都對應著世間微妙的變化與沉重。還有一位詩人毛子,他憑借2014年發表在《中國詩歌》上的組詩獲得了聞一多詩歌獎,而他在2015年發表于《鴨綠江》《詩刊》《揚子江詩刊》上的幾組詩,可以說是對他獲得榮譽的一種回應和印證。當他以苛求的標高要求自己,書寫就變得異常艱難,好像每一步都是深淵,這種艱苦的心靈跋涉還是在于對詩藝無止境的追求,唯其沒有放棄追求,他雖然越寫越難,但也越寫越精彩。

  劉潔岷在2015年出版的詩集《詞根與舌根》,集中了他過去七年創作的詩歌,乃其詩藝的整體呈現。他看似注重技藝的錘煉,可從詩中透出的,仍然是生活通過語言對世界的饋贈。荊門人張作梗好像是湖北詩壇的游離者,他疏遠了所有的圈子,在外地寫自己的,習詩經年,筆耕不輟,就在這樣的堅持下,他寫出了詩歌的寬度與力道,其在2015年的不凡表現,皆投射在了一首首嘔心瀝血之作里。在武漢生活了不到十年的默白,雖然早就寫詩,但這幾年找到了自我啟蒙的方向,他不是要刻意融入到湖北的詩歌傳統里,而是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寫作之道。還有60后詩人李強,也是在詩歌場域中歷練多年,近幾年雖然作品不多,但出手不凡,他在關乎這一代人的命運書寫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視野。柳宗宣、沉河、川上、韓少君、田禾、阿毛、小引、谷未黃、王征珂、向天笑、王浩洪等湖北60詩人,都是在這樣的一種格局里找到了自己在詩歌上的存在價值。他們在2015年的寫作,多基于探究和思索,雖然不乏困境,但他們為湖北詩歌確立了某種美學尺度,也構建了新的傳統。他們不是在完成詩歌過客的責任,而是在為內心承擔義務,無論是面向日常生活的寫作,還是立足于曠野的呼告,都是一種信念在支撐他們走過這豐饒的詩歌之旅。

  如果說60后詩人仍然是湖北詩壇的中堅力量,那么,70后與80后詩人在2015年的表現,也是可圈可點。這些詩壇的生力軍,雖然沒有像余秀華那樣突然獲得了上天的眷顧,但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,也知曉如何將心中的詩歌理想通過努力寫作來得以實現。可能所有詩人都知道,這條路并不平坦,且充滿貧窮和荊棘,但他們仍然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這場“無用”的、務虛的創造,只因詩歌在這個講求速度的時代,可為放慢我們匆匆的腳步提供一種精神的參照。

  像多數湖北60后詩人一樣,更為年輕的70后與80后詩人們,也繼承了他們向內轉的寫作精神,以時代作背景,以人心為鏡像,寫出自我的卑微、敬重和理想主義色彩。哨兵習詩多年,從洪湖到武漢,他看似進了中心,但他仍舊將寫作的主題置于那片生養他的水土。他發表在2015年《鴨綠江》上的組詩《大鳥》和《文學港》上的組詩《在湖之北》,關注的是現實自然與內心自然之間的博弈,那種在想象與現實間的微妙差異,直通靈魂的內核,形成了語言和詩意的張力。其中有一首詩,名為《妹妹罹患乳腺癌后,在嵩陽寺》,哨兵曾給我背誦過,因此記憶非常深刻。尤其是他在經歷親人的病痛折磨后,那種無助和無力,真正讓人有感同身受之意。“在索子河鎮嵩陽山腳下,一個人/攔住我說不用上去,嵩陽寺/正在重修,這個冬天/不可能完工。河邊/一個女孩子滿臉驚恐,匆匆/掠過我。莫非,她比我更需要/這座古寺?山腰/她從牛棚搬出兩捆稻草,蹲在/一頭剛剛分娩的母牛旁邊,抱起/那只牛犢,邊鋪開枯草/邊跪在霜地里,整理那張床/像小母親。我抬頭/仰望嵩陽寺,五六個工匠/圍在緊閉的寺門外/正忙著給那尊木雕上釉/描漆。這個早晨/在索子河旁,嵩陽山上/神還沒有誕生”。在這首并不長的詩里,到底包含了多少情感信息?有的被詩人一筆帶過,有的被他屏蔽掉了,還有的則隱藏于緊湊的字里行間,流露出了無盡的悲涼和無奈。面對傷痛,哨兵沒有像很多詩人一樣去發泄,去抒情,他反其道而行之地用了敘事的方式,但最后并不影響詩意的生成,而且這種敘事會讓詩意更節制,更內斂,也更富力量感。

  盡管哨兵在詩歌閱讀上有他獨特的口味,但對自己的寫作要求并不低,且有持續加碼之勢,他在2015年的嘗試,或許是對過去寫作的某種超越,這種冒險讓他的轉型得以被自己的美學所檢視,所驗證。2015年,對于另外一個70后詩人黃沙子來說,是一個真正的豐收年。從年初開始,他相繼在《長江文藝》《廣西文學》《星星》《詩潮》等刊發表了組詩,在回憶過往和切入現實中轉換筆觸,他的寫作繁復、龐雜,但充滿了濃郁的個人趣味。他和哨兵一樣,都來自洪湖,也都有洪湖寫作的共同經驗,但是他們還是有著各自對現實發言的切入點。如果說哨兵是在生態與歷史的角度回溯了對家鄉的理解之同情,那么,黃沙子則是以隱秘的批判警示了那些泛濫的鄉愁。黃沙子的書寫不是板上釘釘的確鑿,有時他甚至會追求一種懸置的快感,以“未定稿”的方式賦予詩歌自由表達的空間,于是,我們在他的局部留白中能感受詩歌整體上的意蘊,這可能正是黃沙子詩歌的價值。

  70后的懶懶,可謂是湖北近年冒出的一個具有先鋒氣質的詩人,她的詩歌感覺非常好,并因此受到諸多同行的點贊。她的寫作,首先訴諸女性的直覺,但語言之刃敏銳而鋒利,似可在瞬間傷人無數,但最終又回歸溫暖,回歸愛。她在2015年發表的不少作品,都不乏對現實的自我觀照,口語化的表達,卻直抵人心的內部。一首《高潮》,當能代表她干凈純粹的風格,“無聊的時候拿盆/去自來水管下接水/看水龍頭里的水勻速地/直沖盆底/她看最開始下來的水/總是會向四周退開/呈現一朵花的邊緣/花心的那個部分/她也看見裸露的盆底/那是它們騰出位置/她知道愛/總是先要推開/然后溫柔地包圍”,我們初讀此詩,或許會發現這是詩人觀察生活的結果,可她并沒有滿足于此,而是為這種現象找到了愛的解釋,這種由自然延伸至人性的演繹,無關思想的升華,她其實是在生活的細節中發現了我們精神上持久的慣性。

  湖北的70后詩人,多是生活的發現者與闡釋者,他們用詩的方式抓住了生活中被我們所忽略的部分,并為它們營造出了寓言的迷宮,或以隱喻的路徑,或以象征的手法。在2015年的湖北詩歌現場,還有一些70后詩人正在發揮自己的主體性優勢。楊章池的詩歌之路走得穩健、踏實,因此作品每一出來,即力道十足,皆因他有自己獨立的立場和鮮明的觀念,其2015年的不俗表現,也是在為今后更寬闊的寫作鋪路。而鐵舟則漸漸開始發力,他專注,執著,甚至不乏狂熱,從沒有放棄的念頭,我們從其2015年的詩作中還是能看到他先鋒的底色。冰客在寫作上追求的是樸素之風,不管是面對自然大地,還是切入內心世界,他總能回到自我,以愛來勾勒和描繪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處境。當然,更年輕的80后詩人,一位是談驍,作為出版社詩歌編輯的他,每年閱稿無數,但這似乎沒有過分影響他的詩歌趣味。他還是從千篇一律的雷同中走出來,盡力創造出新意,尤其是2015年,他好像重新找到了感覺,并抓住這種感覺寫出了自己的高度。另一位是熊曼,作為詩歌雜志的編輯,她也是整天與詩歌打交道,可這并沒有敗壞她的詩歌胃口。她以女詩人的細膩與敏感打通了詩歌和這個世界的關系,既保持了必要的距離,也沒有過分疏離,她把握好了那個尺度,并在持續性寫作上傾注了幾乎全部的熱情。

  2015年的湖北詩壇,也有不少詩人一整年并未在公開刊物上發表詩作,但這并不代表他們放棄了寫作,也可能是他們正在積累,在沉淀,在等待出發的某個契機。我經常聽人說,有些詩人寫著寫著就消失了,這并沒有什么奇怪的,它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。寫詩很大程度上來說是青春的事業,如果一個人要恒久地寫下去,僅僅靠毅力和耐心還不夠,它需要的是對興趣的專注和不斷提升的境界。對此,那些有持續創造力的詩人,才具榜樣的力量。

  有些詩人可謂寶刀未老,他們的人生為詩歌預留了位置,而詩歌也回報給了他們以尊嚴。曹樹瑩作為寫詩多年的詩人,他有著非同一般的前瞻性,他既未走鄉土詩歌之路,也沒有過分沉于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,近年他將筆力放在了長詩寫作上,因視野開闊,其詩大氣、深沉,下筆即見功力和思想性。而車延高在2015年一如既往地構思自己的詩歌故事,他在《星星》《中國詩歌》《北京文學》上發表的組詩《靈感在這里碰撞》《在一朵浪花上做夢》《讓一寸狂心驚詫》等,都是立足于有感而發,并在表達中時時更新自我,力圖寫出詩的復雜與豐富。除了這一批始終保持旺盛創造力的50后詩人之外,軍旅詩人對于湖北詩壇來說,受關注度不是太高,似乎成了被遺忘的一群。可在這一年,周承強作為70后軍旅詩人的代表,寫出了一種剛柔相濟的力量,他的每一次詩歌發聲,都是在向自我尋求飛翔的力量。

  還有幾位不得不提的詩人,他們出道時間比較晚,但正走在成熟,他們可能屬于大器晚成的一代,有的甚至遠遠超過了那些按部就班地寫作的同齡詩人。比如70后詩人陳懇,寫詩雖然時間不長,但他懂得怎樣有效地激活自己的語言天賦,并在不斷學習中靠近詩的真諦。還有60后詩人劉武忠,一直懷揣詩歌的夢想,這幾年他找到了進入夢想的門徑,原來,凡俗的人生里還暗藏著一個詩歌世界。他領悟了詩的妙處,且時時動態地追尋著那已被落實的人生,將它們轉化成詩意,以此留下他回望時代的旨趣和真相。還有邱籽和王進,這兩位詩人,我一直覺得他們乃藏龍臥虎的民間高手,作品不多,但有著很強的精品意識。2015年,他們都在隱隱地發力,不求大紅大紫,只是筆隨心走,更注重在寧靜、孤絕中尋找寫作的出口。此外,江雪、槐樹、大頭鴨鴨、龔純(湖北青蛙)、亦來、許玲琴、彭君昶、楊光、李建春、張澤雄、顏銘、邱紅根、曉波、楊漢年、張潔等,都在2015年寫出了自己的心聲,我們以詩歌的名義向他們致敬。

  而在詩歌批評上,魏天無和魏天真這一對詩歌評壇伉儷,均在2015年寫出了引起很大反響的批評文章。他們的文字沒有拘泥于學院式刻板與僵化的規訓,而是盡力透出靈動和才氣,因此,批評文章極富文體感。他們將詩歌批評當作一種有難度的創造性寫作,不僅是就詩人詩作來論,有時還會適當延伸出去,以拓展更大的想象空間。另一位詩歌批評家榮光啟,他一方面從整體上關注湖北本土詩歌創作,另一方面也從代際角度記錄湖北詩人們不同的聲音。他在2015年的不少詩歌批評文章,可能都立足于此,在主題選擇和思想提升上,在給詩人們帶來寫作啟發的同時,也給更多讀者和研究者以深思。而在詩人批評家里,江雪的詩歌評論則顯得獨樹一幟,他在2015年寫出了幾篇重要的詩人論,這種個案批評當是詩人與詩人之間心靈的對話,更顯深度與活力。

  這兩年,湖北的詩歌翻譯在全國日見影響,皆因幾位年輕詩歌翻譯家的努力。一位是李以亮,他主要致力于東歐詩歌的翻譯,這對詩人們了解和學習東歐文學頗有助益。尤其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——扎加耶夫斯基的翻譯,隨著他的詩集與隨筆集于2015年相繼在國內出版,反響甚大,頗受一些讀者青睞。另一位是柳向陽,他主要集中于翻譯幾位美國詩人,之前所譯的杰克·吉爾伯特詩集《拒絕天堂》,在不少詩人和讀者中好評如潮。2015年,他專注于美國女詩人格麗克幾本詩集的翻譯,有不少譯作已在雜志發表,也為我們的閱讀與寫作提供了來自域外的美學參照。很重要的是,李以亮和柳向陽首先都是優秀的漢語詩人,當他們在從事詩歌翻譯時,要比那些學院出生的翻譯者更能理解詩歌翻譯的內在難度,也就更懂得將詩的妙處譯出來。

  湖北詩群一直是中國當代詩歌格局里的中堅力量,雖然在年齡段上也大致形成了梯隊,涌現出了王薌遠、張伊寧等不錯的90后詩人,但還是面臨著青黃不接、后繼乏人的困境。2015年,除了詩人自身的創作之外,很多詩歌媒介同樣以各自的方式發出了聲音。省作協主辦的武漢地鐵公共空間詩歌展、余秀華詩歌作品研討會等,包括長江文藝詩歌出版中心、《中國詩歌》《漢詩》《長江文藝》《長江叢刊》《芳草》《三峽文學》《江漢學術》《新文學評論》等對創作與研究的支持,確實為湖北詩歌帶來了生機。當然,有些詩人雖然沒有拿出重要作品,我且認為他們正潛行在大道的途中。由此,我也依稀看到了那些有目標感的詩人們,正坐在詩歌的行板上,遠望穿省而過的長江,心里在想著什么,在渴望著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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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詩學與靜水深流的寫作——2015年湖北詩歌綜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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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我曾在一篇關于新世紀湖北詩歌的文章里提到過,湖北詩歌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的位置不容忽視,不管是詩歌潮流,還是詩歌團體,在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其鮮明的印跡。新世紀以來,湖北詩壇更是呈現出多元豐富的創作態勢,尤其是在詩歌陣容上的相對整齊,可能是很多省份都無法比擬的。當然,這與湖北自新時期以來所形成的良好的詩歌傳統有關,也和老中青三代詩人們的努力求索分不開。2015年的湖北詩壇,同樣有著異彩紛呈的局面,雖然不免泥沙俱下,但沉下來的詩人們,都寫出了自己的水準和風度。我的一個整體觀感就是,湖北詩人們普遍在向內轉,寫人生之詩,于靜水深流中試圖讓自己的寫作走得更深更廣,也更具力量感。非常重要的是,這種沉潛的精神在很多詩人那里已經形成了一種自覺,這可能正是他們持續性寫作的前提,也是其持守理想主義精神的保證。

  在2015年的荊楚大地上,突然出現了一位詩人,引起了無數國人的關注,一度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不斷,她就是余秀華。這位女詩人盡管此前被冠以農民、腦癱等標簽,但她有著自己特殊的稟賦——寫詩,而這才是根本。當然,余秀華在2015年的被發現,現在看來并不是一個偶然,她的詩歌才華早已在其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現,只不過,在這樣一個全媒體時代,她才獲得了脫穎而出的契機。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,余秀華的出現對于湖北詩壇來說都應該是一件好事,她至少以詩歌這種“無用”的形式,為我們浮躁和喧囂的時代樹立了一根精神的標桿。我們且不提那首廣為傳誦的標題黨詩作《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》,她在2015年幾乎同時出版的兩本詩集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與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,最為真切地展現了她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,這兩方面是互為補充的:在日常生活中無法獲得的,她在詩歌的世界中得到了彌補,或許對于余秀華來說,這就是一種身體與精神的平衡。

  除了一首《我養的狗,叫小巫》,余秀華寫出了內心的酸楚和疼痛,還有一首她自己非常看重的作品——《我愛你》,這不是愛情詩,但勝似愛情詩。“巴巴地活著,每天打水,煮飯,按時吃藥/陽光好的時候就把自己放進去,像放一塊陳皮/茶葉輪換著喝:菊花,茉莉,玫瑰,檸檬/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帶/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內心的雪/它們過于潔白過于接近春天//在干凈的院子里讀你的詩歌。這人間情事/恍惚如突然飛過的麻雀兒/而光陰皎潔。我不適宜肝腸寸斷/如果給你寄一本書,我不會寄給你詩歌/我要給你一本關于植物,關于莊稼的/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//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/春天”。這是余秀華寫給自己的安慰,它屬于2015年的詩情畫意:一個在世俗的寒冷與擠壓中生存的底層歌者,終于迎來了她的春天。這個春天才剛剛開始,這也許是她人生的又一個起點,從詩歌出發,重新領受這人世間的愛與燦爛。

  2015年,余秀華遭遇了傳統媒體與網絡新媒體的“狂轟濫炸”,但她承受住了,且保持了異常的清醒。她一度也可能為盛名所累,雖然喜悅來得太突然,但她曾經的積累與付出,以及這兩年近乎井噴的釋放,配得上她的詩歌天賦。她寫了不少被口耳相傳的作品,有的甚至為她帶來了“中國的艾米莉·狄金森”的聲譽,她卻說,“詩歌是什么呢,我不知道,也說不出來,不過是情緒在跳躍,或沉潛。不過是當心靈發出呼喚的時候,它以赤子的姿勢到來,不過是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在搖搖晃晃的人間走動的時候,它充當了一根拐杖。”在光環面前,她足夠誠實,也足夠坦率。我相信,她不是因為謙遜才說出此言,這是她最真實的想法。“于我而言,只有在寫詩歌的時候,我才是完整的,安靜的,快樂的。”詩歌不僅是她日常生活的助手,更是她精神行走的拐杖。我認為,有了詩歌的陪伴,余秀華的行走會更有底氣。她在詩歌寫作上的自覺,就是她的立場,她的方向,也是她在2015年給自己和讀者的一個交待。

  余秀華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榜樣的同時,也同樣在側面引領這個時代的某種文學風潮。如果余秀華是2015年中國文化的一個關鍵詞,那么,我們從她身上會發現什么?她不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勵志典型,其個人經驗也無法復制,她只是以自己的詩歌征服了更多的讀者。無論我們是出于同情和憐憫,還是基于對她詩歌本身的喜歡,我相信,讀她的文字會讓人產生人性審美上的共鳴之感,真實,凄苦,破碎,但堅韌,有力。這可能是她在詩歌內外給我們帶來的啟示。她激活了自我,并創造了奇跡,但她仍然還在發力,也許我們不久就會看到她的新作,那可能將是另一番意趣和美感。這也是2015年湖北詩壇繞不過余秀華的原因。觀其人與詩,可以從各個方面折射出我們當下對待文學的態度,不排除有一些追風潮的外在因素,很多讀者還是理性的,有自己的標準的,如同余秀華的詩歌一樣,是以真誠來換取彼此的信任和尊重。

  如果說余秀華是2015年湖北文學界的熱點話題,那么,當我們將目光從焦點拉回到平靜的詩歌現場時會發現,很多寫了幾十年的詩人,他們的堅守在這個時代非常難能可貴。尤其是他們低調的寫作姿態,專注于詩歌的韌性,同樣也為2015年的湖北詩歌增添了更內在的風景。

  與過去相比,2015年對于詩人張執浩來說,可能并沒有多么大的不同。他仍然在持之以恒地寫他的詩,他看似在做減法,希望把詩寫得舉重若輕,這也是他不斷地向日常生活尋求詩意的原因。他已經寫出了自己的風格,也架構起了獨特的詩歌言說體系,目擊成詩,脫口而出,他在以“看見”的方式向那些偉大的古典詩人致敬,因為他們曾試圖靠近那樣一種境界。2015年,他相繼在《詩潮》《揚子江詩刊》《作家》《詩刊》等期刊上發表的詩作,最能代表詩人在這些年的詩歌探索,而《從看見到說出》(《詩潮》2015年第1期)這篇創作談,又是他在寫作上的一次帶有個人思考的理論總結。張執浩可能已經寫得足夠好了,但從他對自我的要求來看,仍然還在未完成的途中。因此,他在將詩歌之淵繼續挖深,直到另一種詩意水落石出。

  詩人們的發力,并不是一定要尋求鮮花和掌聲,他們的精彩,其實是在詞語的內部,只有回到事物的內部,所有的神秘、質感與可能性才會被激活出來。湖北詩人大都不會玩形式花樣,他們的特立獨行更多還是表現在語言與思想的先鋒性上,向日常經驗尋求出路,這樣往往能寫出易被我們所忽略的莊嚴性和命運感。2015年的湖北詩壇,幾位寫詩多年卻又一直沉潛的詩人,似乎跟約好了似的,同時拿出了自己的佳作。劍男,這位寫作學教授,雖然之前也出版過詩集,但一直很低調,幾乎很少在刊物上發表詩歌,寫完了放到博客上或抽屜里,等待有朝一日自己和讀者來認領。他在2015年寫下的《我從不說孤獨》《遷徙》《一個人走夜路》《大雪封山》等詩,都源于現實,但沒有拘泥于現實,那種隱隱的超越感,讓他的沉默達到了“此時無聲勝有聲”之境界。由此可以看出,劍男是一位真正找到了方向的詩人,他知道自己在寫什么,要寫到什么高度,這種明晰的要求,恰恰是他這些年在發揮才華的基礎上努力所得。他讓平靜有了起伏,也讓孤獨有了回聲,這才是詩對于自我與時代之關系的見證。而余笑忠,同樣寫詩多年而不斷往下沉潛,終于在2015年迎來了他詩歌生涯的一次回報——獲得了十月詩歌獎。他在《長江文藝》《四川文學》《詩歌月刊》上發表的幾組詩作,當能代表他的水準和高度。他不僅僅是在處理表層的語言問題,而是在解決人生困惑和靈魂難題,那些或平淡或起伏的訴說,都對應著世間微妙的變化與沉重。還有一位詩人毛子,他憑借2014年發表在《中國詩歌》上的組詩獲得了聞一多詩歌獎,而他在2015年發表于《鴨綠江》《詩刊》《揚子江詩刊》上的幾組詩,可以說是對他獲得榮譽的一種回應和印證。當他以苛求的標高要求自己,書寫就變得異常艱難,好像每一步都是深淵,這種艱苦的心靈跋涉還是在于對詩藝無止境的追求,唯其沒有放棄追求,他雖然越寫越難,但也越寫越精彩。

  劉潔岷在2015年出版的詩集《詞根與舌根》,集中了他過去七年創作的詩歌,乃其詩藝的整體呈現。他看似注重技藝的錘煉,可從詩中透出的,仍然是生活通過語言對世界的饋贈。荊門人張作梗好像是湖北詩壇的游離者,他疏遠了所有的圈子,在外地寫自己的,習詩經年,筆耕不輟,就在這樣的堅持下,他寫出了詩歌的寬度與力道,其在2015年的不凡表現,皆投射在了一首首嘔心瀝血之作里。在武漢生活了不到十年的默白,雖然早就寫詩,但這幾年找到了自我啟蒙的方向,他不是要刻意融入到湖北的詩歌傳統里,而是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寫作之道。還有60后詩人李強,也是在詩歌場域中歷練多年,近幾年雖然作品不多,但出手不凡,他在關乎這一代人的命運書寫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視野。柳宗宣、沉河、川上、韓少君、田禾、阿毛、小引、谷未黃、王征珂、向天笑、王浩洪等湖北60詩人,都是在這樣的一種格局里找到了自己在詩歌上的存在價值。他們在2015年的寫作,多基于探究和思索,雖然不乏困境,但他們為湖北詩歌確立了某種美學尺度,也構建了新的傳統。他們不是在完成詩歌過客的責任,而是在為內心承擔義務,無論是面向日常生活的寫作,還是立足于曠野的呼告,都是一種信念在支撐他們走過這豐饒的詩歌之旅。

  如果說60后詩人仍然是湖北詩壇的中堅力量,那么,70后與80后詩人在2015年的表現,也是可圈可點。這些詩壇的生力軍,雖然沒有像余秀華那樣突然獲得了上天的眷顧,但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,也知曉如何將心中的詩歌理想通過努力寫作來得以實現。可能所有詩人都知道,這條路并不平坦,且充滿貧窮和荊棘,但他們仍然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這場“無用”的、務虛的創造,只因詩歌在這個講求速度的時代,可為放慢我們匆匆的腳步提供一種精神的參照。

  像多數湖北60后詩人一樣,更為年輕的70后與80后詩人們,也繼承了他們向內轉的寫作精神,以時代作背景,以人心為鏡像,寫出自我的卑微、敬重和理想主義色彩。哨兵習詩多年,從洪湖到武漢,他看似進了中心,但他仍舊將寫作的主題置于那片生養他的水土。他發表在2015年《鴨綠江》上的組詩《大鳥》和《文學港》上的組詩《在湖之北》,關注的是現實自然與內心自然之間的博弈,那種在想象與現實間的微妙差異,直通靈魂的內核,形成了語言和詩意的張力。其中有一首詩,名為《妹妹罹患乳腺癌后,在嵩陽寺》,哨兵曾給我背誦過,因此記憶非常深刻。尤其是他在經歷親人的病痛折磨后,那種無助和無力,真正讓人有感同身受之意。“在索子河鎮嵩陽山腳下,一個人/攔住我說不用上去,嵩陽寺/正在重修,這個冬天/不可能完工。河邊/一個女孩子滿臉驚恐,匆匆/掠過我。莫非,她比我更需要/這座古寺?山腰/她從牛棚搬出兩捆稻草,蹲在/一頭剛剛分娩的母牛旁邊,抱起/那只牛犢,邊鋪開枯草/邊跪在霜地里,整理那張床/像小母親。我抬頭/仰望嵩陽寺,五六個工匠/圍在緊閉的寺門外/正忙著給那尊木雕上釉/描漆。這個早晨/在索子河旁,嵩陽山上/神還沒有誕生”。在這首并不長的詩里,到底包含了多少情感信息?有的被詩人一筆帶過,有的被他屏蔽掉了,還有的則隱藏于緊湊的字里行間,流露出了無盡的悲涼和無奈。面對傷痛,哨兵沒有像很多詩人一樣去發泄,去抒情,他反其道而行之地用了敘事的方式,但最后并不影響詩意的生成,而且這種敘事會讓詩意更節制,更內斂,也更富力量感。

  盡管哨兵在詩歌閱讀上有他獨特的口味,但對自己的寫作要求并不低,且有持續加碼之勢,他在2015年的嘗試,或許是對過去寫作的某種超越,這種冒險讓他的轉型得以被自己的美學所檢視,所驗證。2015年,對于另外一個70后詩人黃沙子來說,是一個真正的豐收年。從年初開始,他相繼在《長江文藝》《廣西文學》《星星》《詩潮》等刊發表了組詩,在回憶過往和切入現實中轉換筆觸,他的寫作繁復、龐雜,但充滿了濃郁的個人趣味。他和哨兵一樣,都來自洪湖,也都有洪湖寫作的共同經驗,但是他們還是有著各自對現實發言的切入點。如果說哨兵是在生態與歷史的角度回溯了對家鄉的理解之同情,那么,黃沙子則是以隱秘的批判警示了那些泛濫的鄉愁。黃沙子的書寫不是板上釘釘的確鑿,有時他甚至會追求一種懸置的快感,以“未定稿”的方式賦予詩歌自由表達的空間,于是,我們在他的局部留白中能感受詩歌整體上的意蘊,這可能正是黃沙子詩歌的價值。

  70后的懶懶,可謂是湖北近年冒出的一個具有先鋒氣質的詩人,她的詩歌感覺非常好,并因此受到諸多同行的點贊。她的寫作,首先訴諸女性的直覺,但語言之刃敏銳而鋒利,似可在瞬間傷人無數,但最終又回歸溫暖,回歸愛。她在2015年發表的不少作品,都不乏對現實的自我觀照,口語化的表達,卻直抵人心的內部。一首《高潮》,當能代表她干凈純粹的風格,“無聊的時候拿盆/去自來水管下接水/看水龍頭里的水勻速地/直沖盆底/她看最開始下來的水/總是會向四周退開/呈現一朵花的邊緣/花心的那個部分/她也看見裸露的盆底/那是它們騰出位置/她知道愛/總是先要推開/然后溫柔地包圍”,我們初讀此詩,或許會發現這是詩人觀察生活的結果,可她并沒有滿足于此,而是為這種現象找到了愛的解釋,這種由自然延伸至人性的演繹,無關思想的升華,她其實是在生活的細節中發現了我們精神上持久的慣性。

  湖北的70后詩人,多是生活的發現者與闡釋者,他們用詩的方式抓住了生活中被我們所忽略的部分,并為它們營造出了寓言的迷宮,或以隱喻的路徑,或以象征的手法。在2015年的湖北詩歌現場,還有一些70后詩人正在發揮自己的主體性優勢。楊章池的詩歌之路走得穩健、踏實,因此作品每一出來,即力道十足,皆因他有自己獨立的立場和鮮明的觀念,其2015年的不俗表現,也是在為今后更寬闊的寫作鋪路。而鐵舟則漸漸開始發力,他專注,執著,甚至不乏狂熱,從沒有放棄的念頭,我們從其2015年的詩作中還是能看到他先鋒的底色。冰客在寫作上追求的是樸素之風,不管是面對自然大地,還是切入內心世界,他總能回到自我,以愛來勾勒和描繪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處境。當然,更年輕的80后詩人,一位是談驍,作為出版社詩歌編輯的他,每年閱稿無數,但這似乎沒有過分影響他的詩歌趣味。他還是從千篇一律的雷同中走出來,盡力創造出新意,尤其是2015年,他好像重新找到了感覺,并抓住這種感覺寫出了自己的高度。另一位是熊曼,作為詩歌雜志的編輯,她也是整天與詩歌打交道,可這并沒有敗壞她的詩歌胃口。她以女詩人的細膩與敏感打通了詩歌和這個世界的關系,既保持了必要的距離,也沒有過分疏離,她把握好了那個尺度,并在持續性寫作上傾注了幾乎全部的熱情。

  2015年的湖北詩壇,也有不少詩人一整年并未在公開刊物上發表詩作,但這并不代表他們放棄了寫作,也可能是他們正在積累,在沉淀,在等待出發的某個契機。我經常聽人說,有些詩人寫著寫著就消失了,這并沒有什么奇怪的,它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。寫詩很大程度上來說是青春的事業,如果一個人要恒久地寫下去,僅僅靠毅力和耐心還不夠,它需要的是對興趣的專注和不斷提升的境界。對此,那些有持續創造力的詩人,才具榜樣的力量。

  有些詩人可謂寶刀未老,他們的人生為詩歌預留了位置,而詩歌也回報給了他們以尊嚴。曹樹瑩作為寫詩多年的詩人,他有著非同一般的前瞻性,他既未走鄉土詩歌之路,也沒有過分沉于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,近年他將筆力放在了長詩寫作上,因視野開闊,其詩大氣、深沉,下筆即見功力和思想性。而車延高在2015年一如既往地構思自己的詩歌故事,他在《星星》《中國詩歌》《北京文學》上發表的組詩《靈感在這里碰撞》《在一朵浪花上做夢》《讓一寸狂心驚詫》等,都是立足于有感而發,并在表達中時時更新自我,力圖寫出詩的復雜與豐富。除了這一批始終保持旺盛創造力的50后詩人之外,軍旅詩人對于湖北詩壇來說,受關注度不是太高,似乎成了被遺忘的一群。可在這一年,周承強作為70后軍旅詩人的代表,寫出了一種剛柔相濟的力量,他的每一次詩歌發聲,都是在向自我尋求飛翔的力量。

  還有幾位不得不提的詩人,他們出道時間比較晚,但正走在成熟,他們可能屬于大器晚成的一代,有的甚至遠遠超過了那些按部就班地寫作的同齡詩人。比如70后詩人陳懇,寫詩雖然時間不長,但他懂得怎樣有效地激活自己的語言天賦,并在不斷學習中靠近詩的真諦。還有60后詩人劉武忠,一直懷揣詩歌的夢想,這幾年他找到了進入夢想的門徑,原來,凡俗的人生里還暗藏著一個詩歌世界。他領悟了詩的妙處,且時時動態地追尋著那已被落實的人生,將它們轉化成詩意,以此留下他回望時代的旨趣和真相。還有邱籽和王進,這兩位詩人,我一直覺得他們乃藏龍臥虎的民間高手,作品不多,但有著很強的精品意識。2015年,他們都在隱隱地發力,不求大紅大紫,只是筆隨心走,更注重在寧靜、孤絕中尋找寫作的出口。此外,江雪、槐樹、大頭鴨鴨、龔純(湖北青蛙)、亦來、許玲琴、彭君昶、楊光、李建春、張澤雄、顏銘、邱紅根、曉波、楊漢年、張潔等,都在2015年寫出了自己的心聲,我們以詩歌的名義向他們致敬。

  而在詩歌批評上,魏天無和魏天真這一對詩歌評壇伉儷,均在2015年寫出了引起很大反響的批評文章。他們的文字沒有拘泥于學院式刻板與僵化的規訓,而是盡力透出靈動和才氣,因此,批評文章極富文體感。他們將詩歌批評當作一種有難度的創造性寫作,不僅是就詩人詩作來論,有時還會適當延伸出去,以拓展更大的想象空間。另一位詩歌批評家榮光啟,他一方面從整體上關注湖北本土詩歌創作,另一方面也從代際角度記錄湖北詩人們不同的聲音。他在2015年的不少詩歌批評文章,可能都立足于此,在主題選擇和思想提升上,在給詩人們帶來寫作啟發的同時,也給更多讀者和研究者以深思。而在詩人批評家里,江雪的詩歌評論則顯得獨樹一幟,他在2015年寫出了幾篇重要的詩人論,這種個案批評當是詩人與詩人之間心靈的對話,更顯深度與活力。

  這兩年,湖北的詩歌翻譯在全國日見影響,皆因幾位年輕詩歌翻譯家的努力。一位是李以亮,他主要致力于東歐詩歌的翻譯,這對詩人們了解和學習東歐文學頗有助益。尤其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——扎加耶夫斯基的翻譯,隨著他的詩集與隨筆集于2015年相繼在國內出版,反響甚大,頗受一些讀者青睞。另一位是柳向陽,他主要集中于翻譯幾位美國詩人,之前所譯的杰克·吉爾伯特詩集《拒絕天堂》,在不少詩人和讀者中好評如潮。2015年,他專注于美國女詩人格麗克幾本詩集的翻譯,有不少譯作已在雜志發表,也為我們的閱讀與寫作提供了來自域外的美學參照。很重要的是,李以亮和柳向陽首先都是優秀的漢語詩人,當他們在從事詩歌翻譯時,要比那些學院出生的翻譯者更能理解詩歌翻譯的內在難度,也就更懂得將詩的妙處譯出來。

  湖北詩群一直是中國當代詩歌格局里的中堅力量,雖然在年齡段上也大致形成了梯隊,涌現出了王薌遠、張伊寧等不錯的90后詩人,但還是面臨著青黃不接、后繼乏人的困境。2015年,除了詩人自身的創作之外,很多詩歌媒介同樣以各自的方式發出了聲音。省作協主辦的武漢地鐵公共空間詩歌展、余秀華詩歌作品研討會等,包括長江文藝詩歌出版中心、《中國詩歌》《漢詩》《長江文藝》《長江叢刊》《芳草》《三峽文學》《江漢學術》《新文學評論》等對創作與研究的支持,確實為湖北詩歌帶來了生機。當然,有些詩人雖然沒有拿出重要作品,我且認為他們正潛行在大道的途中。由此,我也依稀看到了那些有目標感的詩人們,正坐在詩歌的行板上,遠望穿省而過的長江,心里在想著什么,在渴望著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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